今年以来，上海、北京、深圳等大城市纷纷实施或深化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制度，在“双减”政策背景下，掀起了一场波涛汹涌的改革浪潮。

在全民教育焦虑的现实下，如何破解教育内卷，改革从外围转向了内核：让义务教育阶段的校长教师常态化、制度化地流动起来，提高优质教育供给能力，实现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。

“要解决教育内卷的问题需要治本，核心的问题就是需要消除不合理的学校差距。”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、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杨东平认为，现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，采取的干部教师流动、多校划片、示范高中指标下放等措施，都是为了缩小学校差距。

干部教师交流轮岗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？政策施行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？如何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同时，还能因材施教，更好地培养创新人才？就此，《等深线》记者与多位教育专家、中小学校长教师、高校教授进行了对话。

“没有差距就没有择校”

按照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多地政策，为促进义务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，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将作为一个常态化的制度安排。

在杨东平看来，目前全国多地大范围实施校长教师流动制度，这是由义务教育的属性决定的。

杨东平告诉记者，义务教育是一种保障性的公共服务，主要解决的是公平问题，即保障每一个儿童有接受公平义务教育的机会，保障“起点公平”，从而促进社会平等。也正因此，义务教育具有免试、免费、就近入学的特点，也是非竞争性、非选拔性、非淘汰性的，以平等、均衡为主要标准。

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也告诉记者，义务教育作为一个公共产品，其特性决定了在义务教育阶段，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同样条件的教育，有同样受教育的机会。

但显然，现实并不尽如人意。近日，教育部在答复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9636号建议“关于改善炒作学区房，保障教育资源共享的建议”时表示，“学区房”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、校际间办学质量存在差异的问题。

以学区房热为代表的择校热，还只是“差距”的一个缩影。校外培训热、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等问题，反映了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带来的教育焦虑。

“要解决教育内卷的问题需要治本，核心的问题就是需要消除不合理的学校差距。”杨东平认为，现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，采取的干部教师流动、多校划片、示范高中指标下放等措施，都是为了缩小学校差距。

在专家看来，干部教师交流轮岗，不只是干部教师在区域内合理配置流动的问题，还有利于人才培养。杨东平称，教育公平实际上也是对潜在天才的一种保护，给他们更多的教育机会，会涌现更多的人才。

“教育均衡发展，是在一个更大的视野当中，发现和培养优秀人才。均衡发展，保障了更多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，其实是做大了分母，避免弱势家庭的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，就受到不平等的待遇。“杨东平告诉记者。

北京一位知名中学的校长也向《等深线》记者称，干部教师交流轮岗，让入读普通校、薄弱校的学生，能有机会在片区或教育集团内享受到优质的资源和教师。

那么，学校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呢？财源、生源、师源是重要影响因素。

杨东平向记者表示，在义务教育阶段，财源、生源、师源的公平应该体现在：财源，即均衡配置教育资源；生源，就是就近入学，学校不得按照学生的成绩和家庭背景来选择学生；师源，就是优秀的校长、教师不能成为少数学校的资源，而应当为学区内所有的学校和学生服务。

但财源、生源、师源等多个维度的差异，最终造成了校际差距。首先，不同级别的学校，所能获取的财政经费差异较大。

“我们现在只是在学生按人头的生均教育拨款上做到了均衡，但是学校的建设经费还有一个大头，就是专项经费，这方面的差距之大是难以想象的，也很少公开。也正因此，有的重点学校可以开十几门外语，可以建游泳馆、艺术馆、博物馆等，而其他的学校根本无法企及。”杨东平表示。

储朝晖也向记者表示，要实现义务教育均衡，应该在财政经费上均等配置，要安全按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解决多少学位来拨付经费，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学校，因为各种原因，通过项目的方式和其他渠道获得了比其他学校更多的经费支持。

“作为学校，应该在享受同等财政资源等情况下把学校办好，而不是在资源不均等的情况下追求超过其他学校，否则会形成特权。由于每个学校的积淀和历史有差异，政府应该一碗水端平。应该让优质资源变成普惠资源，把大家都带动起来。”储朝晖说。

储朝晖还认为，当下最关键的，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消除等级。而学校的等级，是教育行政机构决定的，不同的学校属于不同的等级，这自然就会造成差距，而且这个差距的张力近些年还在拉大。

“我们现在的学校是一种等级化的义务教育学校，学校的类型五花八门，重点学校也有部属的、省属的、市直、区重点等不同的标签和行政等级，干部管理也各不相同，分成三六九等，所以要从根本上破除重点学校制度，就是要实行教育去行政化的改革，打破这种‘等级化的学校制度’，所有的义务教育学校都按照属地化的标准统一管理。”杨东平说。

储朝晖还表示，在教师聘用方面，地区或学校也不能有特权。多年来，北京一直存在从郊区向城区调老师，从外省往北京调老师的情况，实际上，这就是在不断垒高高端教育资源，同时又使得低端越来越薄弱。这个政策应该停止。

而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均衡，直接的影响是生源和师源上的千差万别。一位学校教师称，普通校、薄弱校在生源上其实没什么选择空间。最终，好学校、好老师和好学生，成为了家长择校的重要考量所在，择校热也随之而来。

而干部教师交流轮岗，正是解决师源层面公平的问题。

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告诉记者，今年，他到北京远郊区县的几个中学调研，部分校长向他反映，语文教师的教学水平出现大幅下滑，数学、物理教师做证明题的水平要好过做应用题。

“这反映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师资水平，部分教师如果在自己的基础教育阶段就没有学好的话，会导致今后教学的薄弱。所以，如果这样的师资进行轮岗，那么对教育水平的影响将是深远的。”孙东东认为，教育不是立竿见影的，一代人的成长又往往影响下一代人的成长。所以，师资是根本。

很长时间以来，由于教育体制机制和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，让教师这个职业的流动性不够。

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制度，打破了这种固化，并已在多地取得实效。比如2005年开始探索的沈阳市、北京市密云区，都在全域范围内实施了教师流动的改革，近些年的山东、浙江等省，都陆续开展了相关改革。

“如果学校之间没有差距，那么也就不存在择校的问题。”杨东平告诉记者，把每一所都办成重点学校，有难度，但是让一个学区里没有一所差学校，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。

“我们处于义务教育普及阶段，要办好每一所学校，提供保障性的教育，至少要消灭显而易见的差校。”杨东平说。

而借着“双减”契机，各地将交流轮岗作为落实“双减”任务的重要举措。不过在杨东平看来，现在改革基础教育，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保护性的举措，让中小学生在身体健康等方面有所提高，这是使儿童免于恐惧、保障儿童休息和睡眠的教育。

避免基础教育“扁平化”

在孙东东看来，干部教师轮岗制度对促进义务教育资源均衡是非常好的，但从大学的角度看，在政策施行过程中，要避免基础教育“扁平化”。

孙东东连续30多年参与了北京大学招生工作，此前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部分省份招生组组长。

“基础教育扁平化，带来的影响就是没有顶尖人才、创新人才，没有领军人物，进而降低今后我国在全球国家科研、综合实力方面的水平。我们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，其实一直缺少教育领军人物。”孙东东说。

而对这个问题，孙东东深有体会。多年前，在一次央视节目中，孙东东担任特邀主持人，曾与著名物理学家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有过一次印象深刻的对话。

“李政道当时说，中国的基础教育不错，也因此，国外大学比较青睐中国学生。但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和世界一流水平还是有差距的。差距在哪儿，李政道说：‘我们的科学家提不出问题来。’”孙东东向《等深线》记者回忆，在节目后回学校的路上，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对他说：“李先生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。”

“我觉得，李政道这句话，实际上刺痛了中国所有教学、科研的管理者和从业者。”孙东东认为，我国教育的硬件设施，在国际上已经处于不错的水平，可是我们没有大师。“国之重器，不过是工匠，是操作层面的，而基础研究层面的大师，我们是缺乏的。”

也正因此，在孙东东看来，如何培养领军人才、拔尖人才，就需要从小学、中学开始。

“教育是有规律的，就是要因材施教、分流培养。我们现在强调有特长、有创造力、有潜质的人才，用现在的教育方法是培养不出来的。所以，如果教育均衡发展解决不好，就容易导致基础教育扁平化，拔尖人才没有了。虽然拔尖人才是少数，但是引领世界发展的恰恰是少数人。”孙东东认为，基础教育必须要分层培养。

孙东东告诉记者：“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长达14年的跟踪调查，发现每年通过自主招生、保送、校长实名推荐、学科竞赛等方式被招收进大学的学生，入学以后的综合能力、今后的发展等一般好于通过高考考入大学的。”

“特别是通过学科竞赛被招收进大学的，比如奥赛金牌获得者、北大教师韦东奕‘韦神’等，成绩更为突出。如果这些招生途径取消，那么，我们的人才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将减弱。”孙东东坦言。

“基础教育（包括高中阶段）一旦扁平化，大学也一定跟着扁平化。学生能考上北大、清华，绝大多数是因材施教、分流培养的结果。无论基础教育怎么变，名校总会矬子里拔出将军来。但如果基础教育扁平化，受影响最大的会是那些非顶尖大学。”孙东东说。

孙东东认为，教育均衡，应该是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找到对应的学校，接受到适合自己的教育。

拔尖人才如何培养？

干部教师交流轮岗，如何在拉普通校、薄弱校一把的同时，不把“尖子校”拉下来，因材施教培养人才，这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。

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先富带动后富。但共同富裕，绝对不是杀富济贫，教育也一样。”孙东东表示。

前述某中学校长也告诉记者，干部教师交流轮岗，不是“削峰”，而是“填谷”。

储朝晖认为，交流轮岗过程中，可能会给个别学校带来负面影响，但是从整个义务教育均衡来说，作用是正向的。

很长时间以来，关于义务教育阶段是否应该有重点校、重点班，一直是争议较大的话题。

在8月31日北京市“双减”工作第三场发布会上，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强调，义务教育学校严禁组织任何形式的分班考试，不允许分重点班、实验班。

在杨东平看来，义务教育均衡，就是不允许一小批学校占尽优势，要最终取消重点学校。在他看来，重点校与非重点校之间的巨大差距，已经造成了教育不公。

教育不公，让优质教育资源一定程度出现集中，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是，考入名校的学生家庭背景出现相似和固化。

孙东东告诉记者，现在考入北大、清华的学生中，家庭背景就出现了比较集中的情况，中学教师、工程师、大学教授、研究员、一般干部家庭等子女较多。

在孙东东看来，未来在教师轮岗试行过程中，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突出又不好解决的问题。特别是对教育资源比较集中的区域，比如海淀区，这个问题可能会更为突出。

当教育均衡发展后，如何实施因材施教？杨东平认为，这肯定有挑战，但过去用掐尖招生集中到重点学校，即垄断高中学生的这种教学模式是不合适的，今后也会被限制。

“对后进生有帮助，对学优生有支持，这是一个教学过程中的问题。现在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。我们总认为，培优就是上重点学校、上培训班，这个模式现在肯定是被否定的。”杨东平认为。

目前，在“双减”要求下，教育培训机构已走向新的方向。课后服务、官方补课的到来，让学校再次成为教育的主阵地。

从人才培养规律看，杨东平认为，因材施教，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差别化教育，并不等于从小就要“鸡娃”，在这方面，我国此前已有经验可循。

“以少年班为例，实际上从人才培养的结果看，已经说明这种思路的不成功。我国自1984（1978）年开始举办少年班以来，大概总共有2500～3000名左右毕业生。但目前，只有20%的人还在科技领域，比如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，只有2%的人取得大学教授等学术成就，这样的培养成果和我们预想的差距较大。”杨东平说。

“拔尖人才如何培养是另一个题目，但可以明确的是，拔尖人才培养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毫不冲突。”杨东平说。

杨东平认为，不用人大附中的模式，也不用少年班的模式，如何培养人才？在西方国家，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。简单说，就是由教师来观察、甄别学生，意识到这些学生有潜质，进而针对性地给绩优生布置作业、学习材料等，进行定向“加料”。“这是在国外最普遍的一种做法。”

也就是说，学校可以通过校内的因材施教来培优。杨东平说，西方国家还有一个概念，真正竞争性的、挑战性的学习，是从高中阶段才开始的，这时候才是一个选拔性的阶段。在小学和初中，可以相对悠闲些，把很多精力放在兴趣活动、体育活动等方面，而不是为了考试。

“很多国家，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不组织考试的，比如日本，在小学六年级以前是不考试的。小学和初中教育的目标不是学习成绩，而是另外一些东西，比如非智力因素、综合素质等，这些能决定一个人未来能走多远。”杨东平说。

实际上，目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的“双减”、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等工作，正是大力引导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向学生全面发展、健康成长的目标转向，让教育回归育人本真。

“素质教育这个目标，在我国已经提出来很久，但是应试教育倾向依然没有完全扭转，目前应试教育的竞争甚至已经下放到幼儿园阶段，在幼儿园开展奥数教育。由于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，所以国家推出‘双减’、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管理等举措，背后也有此原因。”杨东平说。

而教育均衡的一个目标，是要扭转“掐尖”招生。

记者注意到，1999年，教育部曾在《关于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中就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指出，已经“普九”的地方，可以实施高初中分离。文件还提出，加强示范性高中的建设，扩大示范性高中的招生规模。

此后，全国范围内的调整相继实施。北京也是在那一年要求，申办示范性高中必须进行初中和高中分离，此后，北京市多所完全中学纷纷剥离了初中部，办成纯高中。

“这个做法保障了初中阶段的学校避免办成重点初中。”杨东平说，但这个政策，后来被全面颠覆了，公办高中逐渐恢复了初中的建制，这其中也包括北京，从人大附中开始。

据记者了解，随着生源竞争加剧，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，北京不少示范高中纷纷恢复初中部，且一直持续至今。在时任高中校校长看来，6年的培养对学生品质养成、学习能力培养更具有系统性。

但这种高中校办初中的模式，却容易导致掐尖招生，从而走向教育失衡。

“按照《义务教育法》，初中阶段应实施一视同仁的教育，但我们没有做好，通过这一轮的改革，可能对初中学校的均衡发展有一些实质性的帮助，假民办、示范性高中等掐尖招生的做法，今后会被禁止。”杨东平说。

但前述某中学校长也坦言，经历过上一轮改革后，“如果再折腾回来（初高中分离），怕学校受不了”。

据了解，很多国家采取举办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做法，来减少小升初的环节，这种模式有助于促进教育均衡发展。

实际上，我国自2014年起着力规范招生入学秩序的同时，也在积极推进小学、初中对口直升、强弱搭配和九年一贯制办学等。

而北京市实施的中招“校额到校”政策，即优质高中划定一定比例的名额分配给一般初中校，有力促进了教育均衡发展。

北京一位知名中学的管理层告诉《等深线》记者，实施校额到校后，该校初中直升高中的比例已经明显下降。“这让在小学阶段失去就读优质校机会的一些学生，在中学阶段能有机会补上。”

据了解，北京市从2016年开始实施该政策后，“校额到校”比例已超50%。2022年“校额到校”比例仍将超50%。

他山之石：给予学校充分办学自主权

多年来，如何培养出创新人才，一直是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。

国务院参事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钱颖一曾在2014年对中国教育现状发表过一个重要观点，其以统计学的术语表述了他对当前中国教育现状的观察：中国教育在知识能力培养上“均值”高，但人才水平“方差”小，缺少拔尖儿者。

杨东平也认为，从世界范围看，无论是人才差异性还是多样性，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。

杨东平认为，中国的教育要走向多样性、创新性，这是另外一个主题，是很难的。现在的政策，只是“清扫外围”，是一种应急的举措，目的是保护青少年的生存环境不至于继续恶化，还给他们一个宽松的儿童时代。

在杨东平看来，想要培养出创新人才，最重要的是进行中小学的办学体制改革，让学校具有办学自主性、丰富性和选择性。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公办学校改革的一个方向。

“在美国这叫特许学校，即公办学校的公办性质不变，但是给予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，由教育家组成管理团队。在中国这叫委托管理。”杨东平说。

据了解，美国的这种特许模式，由管理团队提出完全不同的新的教育目标，但需由教育局认可，双方签协议，教育局对办学成果进行验收，一般以5年为期限，合格则继续办学，不合格就收回学校。相比传统模式，学校的办学主体改变，并被赋予很大特权。在美国，这样的学校有几千所，在读的学生数量占美国全部学生数量的10%左右。

“这是一个去行政化的改革，是教育家办学。”杨东平评价称，传统的公办学校没有财政和竞争的压力，容易出现平庸化，而这种特许方式可以激活公办学校的办学活力。

据了解，世界范围内，很多国家和地区正在全面推行这种改革。在瑞典和英国，这类学校称为自由学校，在我国台湾省，则称为实验学校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此种模式由教育家团队提出自己的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、学制，不受现有法规的限制，教育教学都有很大的自主性，打破了千篇一律的格局。

“中国只进行了高考改革和课程改革，而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还没有提上日程。但是在世界范围内，学校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主流的方向，比课程改革重要得多。”杨东平告诉记者。